最近，浦江、乐清等地政府放下架子，推行“模拟拆迁”来应对“拆迁难”，受到拆迁户们的欢迎（见9月1日《现代金报》）。所谓“模拟拆迁”，就是先确定模拟拆迁区块，和拆迁户谈“恋爱”，对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给予解释、说明和解决，尽量将矛盾化解在拆迁之前，由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自愿签订拆迁安置意向书，最后拆迁主管部门才正式发出拆迁公告。
　　“模拟拆迁”是工作方式的一种改进，但只是一种有限的进步。相比于过去先发拆迁公告，再做拆迁户思想工作、最后签订拆迁协议的做法，政府的姿态低了，问题暴露在拆迁之前，矛盾解决在萌芽之际，这当然是好的。毕竟，“先恋爱后结婚”相比“先结婚后恋爱”要自然得多。然而，这种做法并不能将各种矛盾完全解决在拆迁之前，报道中也说，是“等到90％以上的拆迁户都满意了”再“结婚”。显然，剩余的10％恐怕依然是工作的难点。方式方法是重要的，但方式方法的改进并不是治本之策；在程序正义有了一定的进步之后，实质正义问题并没有解决。
　　强行征地、强制拆迁，公权力滥用得离谱，关键是政府的“伪公共利益”在作祟——其实就是一班政府官员的小集体，为了自己外在的政绩利益和内在的金钱利益在使蛮劲。各级政府的拆迁管理部门，往往都有自己的拆迁公司或拆迁事务所，直接参与和干预应由拆迁人或拆迁单位承担的拆迁活动。平常办事看来懒散的政府官员对拆迁这种“麻烦事”如此来劲，原动力就是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获得巨大利益；而把经营性用地弄成公益性用地来强制征地拆迁，利益自然就更大了。利益这个蛋糕本身是有限的，有人多拿了必定有人少拿，被拆迁者能获得多少是可想而知的。比如在浙江，“各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拆迁户不能及时回迁或安置的情况，拆迁超过两年仍未安置的问题普遍存在，有的地方甚至存在拆迁5年了仍未安置的现象”。
　　城里的“拆迁难”到了农村，则多表现为征地纠纷。农民那“集体所有”的土地所有权，在现实操作中是虚置的；农民依靠土地使用权来创造财富，但“使用权”在实际的征地行为中是虚弱的、不堪一击的。现代产权理论越来越倾向于将财产权定义为控制权——谁拥有控制权，谁就拥有实质的产权。但在征地圈地行动中，农民对土地的控制权是十分虚弱而缥缈的。
　　英年早逝的经济学家杨小凯，在研究土地制度与宪政基础关系时，回顾了英国的圈地运动。他惊奇地发现，英格兰早在16世纪的圈地过程中的公正程度，就足以让21世纪的中国人汗颜。在英国圈地的制度安排中，主要方式有两种——协议圈地和法案圈地；国会主导的法案圈地，则通过专员制度保证圈地过程公正而有效地进行。杨小凯说，应强调指出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主导作用，“政府的公正，直接关系到社会财富的分配”（见8月11日《南方人物周刊》）。
　　英国的情况告诉我们：土地控制权的核心问题是法律制度公正、正义地安排。至于19世纪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为建行宫，强行“拆迁”人家的小磨坊而被告上法庭最终被判必须“恢复原状、赔偿损失”，从而使那座小磨坊成了国家司法公正的象征的著名故事，更是让人明白：一个人的力量为什么会强大。有了公正的制度安排，那么，我们的政府也就用不着通过什么“模拟拆迁”费心费力地“先恋爱后结婚”了。而如果缺乏这样的制度安排，那只有让使用土地、拥有房产的“虚拟主人”，举着一本薄薄的《宪法》，颤巍巍地站在隆隆开来的推土机前了。